孩子能够拥有一颗中国心作“锚”，在成长的航程中，带着国际视野、全球视野探索广阔世界和人生，纵使道路不明，但这“锚”却可以定心。
这是一个深受中国文化教育和浸润，同时拥有丰富国际工作经历的妈妈对教育深思熟虑之后的执念。“中国心、国际人”是她对女儿的成长愿景。
回溯女儿Chelsea从新加坡开始读幼儿园，到如今在惠立读八年级的教育历程，Nickle在教育路径的探索中始终秉持着这个理念。
▲ Nickle与女儿Chelsea
(本文部分相关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然而在每一程的实践中，无可避免地遇到很多无法预期的不确定性，对教育路径的用心规划并不如同预期那般理想，甚至曾经数次面临着一种失控感。
Nickle一路感受着教育理念与规划实践之间的偏差，和逐渐成长开始拥有自己想法的女儿Chelsea一起，在自知中不断地适应与调整，更好地向自己的定位出发。
惠立妈妈Nickle的经历非常有启发性——
（以下是Nickle的自述分享）
对教育理念的探寻与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刚怀孕的时候。归因于之前的国际工作经历，我希望她能在一个灵活的教育体系里学习，教育环境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平等的、友好的，教育评价体系是多元的。
在更宏大的愿景中，我希望她有一颗中国心，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热爱中国文化；在立足中国的同时，又可以放眼全球，带着国际视野去思考和成长。其实也正是现在经常说的“无问西东”。
历经新加坡的优质国际教育
却脱离了认知祖国的土壤
Chelsea三岁的时候，我接受了一份从上海到新加坡的工作调任，提升自己的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是彼时一个比较好的契机，让孩子随同一起前往，接触国际化的教育内容和成长环境。
我们在新加坡从幼儿园读到了小学三年级，可以说“国际化”的体验非常丰富。在当地的社区幼儿园，Chelsea跟新加坡本地的孩子、老师互动，了解南洋的生活、历史、文化。
升入小学，我们先为她选择了一所小而美的新加坡老牌国际学校，小型的家园式的学校，相对来说，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老师可以给到更多关注和针对性的引导。
这个学校也接收一些特殊的孩子，比如说有身体缺陷，有语言或智力障碍的少数学生，把他们包容进这个社群。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孩子和孩子会有深入的互动，对Chelsea来说，她看到了生活的多面，他人的困难，然后学会如何彼此帮助，产生出来的共情力让她对多元社群适应得如鱼得水。
在Chelsea进入三年级时，我们为她选择了一所更具国际视野的学校—新加坡国际联合学院UWC。不同于先前小而美的校园社群，UWC是一个“航空母舰式”的国际学校，它的校园很大，能够给到孩子非常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课后资源，而且老师也来自于世界各地，可以让她打开视野，获得更生动的国际体验。
总体而言，Chelsea在新加坡接受的国际教育是很优质的，她开朗、快乐、健康，是老师眼中非常优秀的学生，也达到了我对自己教育理念中对“国际视野”这一点的诉求。不过与此同时，我也逐渐觉察到那时她接受的教育所存在的 “偏差”的那一面。
这里的教育环境里，英语是第一授课语言，虽然我们在家会用中文沟通，不过她在中文读写会话方面相对比较弱；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来习得，让她思考问题的时候，无意识间也是以英语以及英语文化背景的思维来进行，于是她中文能力愈见显弱。
除了语言方面，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身份认同的问题。
新加坡幼儿园每天早上的惯例是唱国歌，对于幼年的Chelsea来说还是比较模糊的意识，但我会有多一层顾虑，如何在她的心底生成“中国”，及“我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进入小学后，同学来自各个国家，在新加坡的国际学校，每一个国家的孩子会庆祝自己国家的文化，让其他人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习俗等。但这是一种没有根基的、比较虚无的体验，就像故事书里面的某一个国家，地图上面的某一个点，无法形成一种强烈的认知。
Chelsea自己也产生了关于“身份认同”的迷茫与思索。我意识到，她需要一个脚踏实地的、生动鲜活的祖国环境，来感受和理解“中国”和“中国人”。
在她循着我的教育理念越来越“国际化”的同时，我反而越来越关注价值观念、身份认同、文化认同这些关于溯源的思考。
身份认同是一个人的“根”，没有这个“根”，人生就没有把握性，会比较漂浮和失去方向感。
我相信明确的身份认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定是一笔日积月累的无形资产，于是我们很快作了一个决定—回国，将孩子中国文化根基的培植放进活生生的中国土壤里，回到中国、让她在上海接受教育。
回到祖国本土，却无法获得
“国际视野”与“中国认知”的平衡
虽然我们作了充足的准备，就学业上或将有的变化，和孩子做了很多铺垫式的交流。但回到上海后最初的状况较我们的预期存在着更大的“偏差”，甚至有点“失控”。
Chelsea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中文教育，这方面的弱势让她在适应上海的教育环境时出现了明显的水土不服。作为对原来国际化教育的衔接，我们选择了上海一所国际化学校入读四年级，但是对于从完全的国际教育环境中回来的Chelsea来说，依然不能成为缓冲，整个环境对她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Chelsea去新加坡上幼儿园的时候还小，年幼懵懂的状态下，她就像海绵一样，你给到什么她都会吸收。但是当她四年级回来上海的时候，就不再一个单纯的海绵，她会有自己的思考、抵触和质疑。
无法融入新集体的话题，不适应新的评价体系，不明白分数那么被看重，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从学有余力，全能发展的优秀学生徘徊到了学业不甚理想的边缘，这对她的自尊和自信都是很大的伤害。
为了赶上学业，补课、学习，经常到深夜，她承受着生理上的极限，这在新加坡是从来没有过的，那是她最拼搏的一年，也是我们全家最为焦虑的一年。对于孩子来说，她原来很骄傲的特点在新环境里展现不出来，而新学校的要求，她又做不到。
这种反差和错位让她很痛苦，对我们全家也是一样。当我们回到中国的环境中，坚定地想要培养孩子的中国文化根基，但在“国际化教育”这个层面上找不到相匹配的学校。经过一年的不断调整去适应环境和心态，到了五年级，Chelsea的学业逐渐跟上了。我们的焦虑有所缓解。
不过，我依然觉得那时的教育还未能与我们家的教育理念完全契合，我们希望学校在重视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发现孩子身上的发光点，从“自己不优秀”的认知评价中走出来，找到自己的骄傲和意义。
回顾这一程，我们深感这一程孩子的不易，同时为她的努力自适而深感骄傲，同时我们也在留意更适合孩子、更符合我们家庭教育理念的学校。这个时候初创校的惠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我自身是做市场和品牌出身，所以在我了解惠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我会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分析。
虽然作为创校生进入惠立，但我们非常信任惠立的品质。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依托于惠灵顿的品牌信任度和高品质教学，惠立在投入、师资、硬件、教育资源等各方面也会更有优化。
另一方面，惠立的教育理念与我们家庭的教育理念非常契合。它为中国孩子提供双语教育、全人教育，同时重视中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
这三年，我对惠立越加有信心，源自于让它的教学质量。惠立始终在保持着对教学的审视、对课程体系的精进，追求在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之间最小的“偏差”。换句话说，在惠立之前的教育实践中，关于“中国心”和“国际人”之间的“冲突”不再成为我的困扰。
在惠立的教学中，我觉得孩子最受益的是获得了“自知”的能力。
在我看来，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有责任让孩子产生自知，这个是很重要的。她会知道自己现在能够做到什么，还不能够做到什么，哪些东西是你擅长的，自己想做什么，以备做长期发展的准备。
惠立的中学部设有与学院导师一对一的定期沟通与辅导。学业上，通过一系列的深入交谈，老师给与了她关于下一个阶段的学科学习、课程变化、分段目标等方面清晰的指导，明确的阶段性规划。
比如说数学、科学、英文、语文等具体科目，在孩子的学业要求上，教学评估会分成不同的小节点，或者不同的小目标，不笼统，从不简单归化为考试分数。
通过学校和老师的指导，孩子也产生了对教育与成长的“自知”，这让我很安心。也让家长更容易察觉到孩子尚有欠缺的地方，并且针对这些去做调整，以期得到改善性的提高。
有了这些对教育的“自知”，无论对学生，还是对他们所在的家庭而言，对我们家长，能够更好地“定位”孩子的成长方向，并给与相应的支持。
在日常教学中，惠立提供了一个非常有韧性的教育环境。中外方老师提供给孩子的环境友好但并不松弛，或者说是有韧性的环境。它既提供了让你充分展现自己长处的空间，也能让你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学院导师会可以针对孩子的特质、困惑、目标进行一对一的指引和辅导。这是极高的专注度与效率，循序渐进而并富有现实意义的教育探讨与实践。
而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计划性的讨论，能够帮助她更好地了解自己，定位自己，定义目标，当下所应做的努力，中长期所需要的铺垫等等。
学校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环境。它并不只是学习，它会关注到孩子各方面的兴趣或成长。它并不只关注成绩好的孩子，或者说只有成绩好的孩子才能够获得最多的资源。它在尽可能的为所有的在不同方面有所潜质的孩子提供平台，让他们在可能的方面获得得以施展的机会。
这是一所学校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当一个学校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为不同的孩子都能够提供合适的平台，合适的教育方法时，我觉得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真的用心在育人的学校。
定位：让教育一直处于“可控范围内”的正轨上
前后的求学经历，对Chelsea而言，她意识到了评价体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一种纬度，在每个环境中，都有固有文化和价值观的依据，生活可以有各种的标准，这样之下就产生了不同的挑战。
当生活转换，她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意识到通过自适可以收获长足进步的地方。
在学校里，Chelsea也许学业成就并不卓著，才艺兴趣并非斐然，但对于我们家长而言，她却有着最有价值的成就——不断努力，以自适环境与变化。
在惠立这样的环境里，一定程度上她对自己的定位有参照性又没有参照性，一切源于对自己特质的理解：我擅长什么？我的短板是什么？我的方向是什么？学业不一是我们去评价这个孩子的唯一维度。
在惠立学习的经历，我觉得她的“中国心”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困扰了，作为一个大孩子，她有了对“中国心”的一个自知回归。之前新加坡求学的经历，是她对自己国家、国籍的一个认知经验，对她接下来看向未来的自我定位，实际上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一个恒定的环境里是不会带来很多的思考。恰恰是因为她中间有这么多的波折，或者说是有很多的变化和转折点，她才能够从中去捕捉到一些差异点，让她有更多的感悟，理解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样的一件事情，能够理解并思考事情的不唯一性。
在可见的远景中，一直往好的方向发展
Chelsea六年级进入惠立到目前就读八年级，我在她的身上看到了显著的积极变化。
刚回国的时候，Chelsea整个人是防御式的，对于她来说外界的一切都在挑战她，甚至是在挑衅她，她不得不用防御，放下自己的特质与想法，拼命赶上学业的方式保护自己。
到了惠立以后她慢慢变得柔软，愈加自在，并更趋开放，她感受到了校园和社群环境的友好，于是她可以沉下心感受到学习过程本身的愉悦与充实，理解学习的意义，从而会更积极主动去学习。
也许她现在只是觉得课程有趣，我相信，随着年级的升高，她会慢慢进入一种享受求知过程的状态，当她挖掘到自己的热情与求知欲，就会对知识很渴望，去寻找资源进入自主学习的状态，继而进阶到终生学习者的状态，这就是对未来笃实的铺垫。
刚回到中国时，我依然期待她具备全球视野和世界格局，但她所接触到的事物可谓鱼龙混杂，其中包括一些家长无法控制的价值观侵入。作为家长，坦诚而言，在应对上我有点无措。
而来到惠立后，诸如社会研习，全球视野等课程的设置，在这个阶段，从学业和价值观引导等方面能帮家长帮家庭去除了很多的顾虑。随着学业的晋升，惠立同步给到学生和家长清晰的升学规划指导，我们感受到很多的东西都在有序可循地行进中。
我终于有了一种在可控范围内、孩子在“正轨”上的安全感，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相信在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下，孩子的教育结果会顺应而来。
世界充满变数，未来不可预期，这意味着现阶段不一定需要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目标，但要把当下的事情做好。表面也许是行无为之事，却是对未来各种可能性的暗暗蓄力。
对于未来，我们并没有对孩子说有明确的大学升学或职业规划，我们只是期望她在她自己可以达成的范围之内不断地优化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收获自己的人生意义。
学校为家长提供主题丰富的家长工作坊，从青少年成长心理、沟通技巧，到帮助学生提升具体的学习技能等，对同一个话题，学校不仅在跟学生进行，然后同步也在跟他的家长跟进，保持两个通道的信息同步，让家长与孩子得以同频互通。
双渠道的并行沟通和实时同步，能够让家长从校内和校外两处全面地了解道孩子在具体的学龄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家长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它，或者如何与学校协作去解决它。这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指导性的事情。
我曾参加过青春期性教育的家长工作坊，十分受益。Chelsea在新加坡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比较系统的性教育了。但是回到国内就没有这个环境了。尤其是现在到了青春期，她对于性的疑惑与理解，更需要一种积极的正见引导。
中国家长比较含蓄，可能不会主动开口跟她谈这个事情，所以当学校能够主动给到这样的教育资源，提供正确的渠道，正确的方法去引导孩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帮助。
作为教育共同体，我认为在其中所有的两两关系中，都要充满信任。在学校与家庭的日常沟通与社群关系中，我感受到了家校之间的信任。在家庭内部也是一样的，由于孩子在校园生活中的心性舒展，促进疏通了与父母的沟通，亲子关系柔软充满信任，避免了家长或有的焦虑，更专注于学习和生活支持的初衷。
可信赖的家校关系共同引导孩子成长，而彼此信任的亲子关系则收获家庭的共同成长。
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社交越趋多元丰富。无论是她交友，还是做出决定，尽量不过多去评价，我会给到她一些建议，由她自己理解与决策。更多是尊重，鼓励她不断找寻赋予自己价值和意义的方向与投入。
Chelsea的成长变化带给我很多惊喜，也给到了我很多对于教育理念的感悟。在历经了一程又一程不同的教育体验之后，我们回到了一种元认知。如果说“中国心，国际人”是我对教育的希冀，那么孩子的自我坐标力却是教育内涵的真正体现。
不同教育体系，就像是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的一种折射，在这个过程中，虽然阶段性的目标有时会不尽如意，但是孩子却在这个过程中有了自适力，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以及独立性。
这便是自我坐标力，这是“中国心”这一锭情感层面的锚之外，附加的价值观能力之锚。孩子拥有这两锭锚，无论时事波澜，环境变故，双锚之下，可期稳航。
感谢惠立家长Nickle的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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